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5月30日：重构中华民族信仰文化之作

　　由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何俊杰先生担任总编，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中国水利史学会副会长邱志荣先生等担任主编的《中国禹迹图》，以及由绍兴本土学者和东亚邻邦学者联合编撰的《日本禹迹图》《韩国禹迹图》现在首发了。这是大禹文化研究界和绍兴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作为绍兴本土高校的一个普通学者，我对诸位先生的辛劳表示崇高敬意，对《中国禹迹图》等图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最近几年尤其呈现出东风浩荡、鲜花着锦的极盛局面。《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即问世，为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传播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

　　一、重构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奠基之作

　　在中华文明谱系中，大禹文化、大禹信仰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论语·泰伯》记载孔子的话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禹，吾无间然矣”，就是我对大禹这个人一点意见也提不出来了，这个人太圣洁、太崇高、太了不起了，足见儒家圣人对大禹的敬重无与伦比。

　　这段话也代表中华民族元典精神创制时代，先贤们对大禹传说、大禹信仰中所含三个基本精神的认定，由此我们也可以体认《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问世和数字化传播在其中的价值：

　　其一，大禹自己是信仰文化的推崇者。他“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表面上似乎是生活简朴却沉迷于宗教迷信，有点落后；但在几乎所有民众都崇信鬼神的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世界上所有民族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时代，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时代，大禹的做法就是顺应民众的信仰，引导民众的信仰向好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代条件下，有信仰、有敬畏，总比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畏惧，也什么都不向往，以致完全冥顽不灵好。过去有不少西方学者总是攻击中国人是不讲宗教的，说什么中华民族基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虽然有佛教，有道教，还有儒教，但并不真正当回事儿，中国人没有西方人对待基督教那么虔诚，也不像中亚阿拉伯人对待伊斯兰教那么认真。这完全是误解。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只是西方人大多信仰某一种宗教，中国人归根到底是信仰文化，信仰自己的文化英雄，大禹就是我们的重要文化英雄之一。而且，大禹自己也曾经是信仰文化的推崇者。我们今天仍然要讲信仰文化。一方面，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人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另一方面，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继承大禹传说所代表的传统信仰文化。

　　其二，大禹是中华制度文化的首创者。大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这里的“黼冕”代表的是礼制，礼制是社会制度文化的“外壳”和象征。这句话表面说的是，大禹很重视自己作为夏朝——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君主的冠冕修饰，力求使其庄严、典雅、精美，实质上意味着大禹十分重视国家制度建设。从上古到明清两朝，衣冠服饰一直都是国家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时候甚至是关键所在。自古到今，制度建设都是制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的枢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抓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这是对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借鉴和创新发展。大禹不仅是中华制度文化的首创者，也是中华制度文化精髓——“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代表的公而忘私精神，“巡狩天下，大会诸侯以计功”所代表的责任考核制等等的奠定者。我们今天传承大禹精神，仍然要传承和发展这些制度文化精髓。

　　其三，大禹是中华技术文明的象征。大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一句话点出大禹的原型精神之一，或者说大禹传说中他的最基本身份，是个水利工程师，是中华上古以前水利技术文明的代表。自古到今，信仰立国、制度立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立国。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没有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发展，一切都是空话。大禹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乃至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英雄，除了信仰文化的倡导者和国家制度文化的首创者这两点，还在于他实际上是上古乃至史前最大最重要、曾造福千百万人的水利工程师。大禹治水传说代表了上古和史前中华民族乃至东亚水利工程技术的辉煌成就，大禹传说遍及各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乃至东亚各国对技术文明的永恒推崇。进入21世纪，强大的科学技术，更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国基础。虽然上古乃至史前最推崇的是水利工程，今天看重的是网络信息工程，似乎两者很不相同；但工程技术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这是千古不变的。我们今天传承大禹文化、传播大禹信仰，也有促进大家反思先贤，更加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潜在意义。

　　在深入理解、传播和创新中华文明的时代，《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的出版及其数字化、网络化，通过广泛的阅读，通过各种方式的“研学游”，可以切切实实地帮助千百万国人和东亚邻邦人民，乃至世界各国关心、眷注中华文明之士，更好地认识大禹文化，更好地体认大禹传说后面的中华信仰文化、中华制度文化、中华技术文明的最原始“气息”，找到每一生存个体与大禹文化、大禹信仰的亲缘，让大禹信仰变成每一个体精神生活的重要元素之一。总之，《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的出版及其数字化应用，必将为新时代的大禹信仰传承，乃至为重构中华民族信仰文化和其他重要元典文化，发挥奠基性作用。

　　二、大禹信仰研究的创新结晶

　　略加探究还可发现，《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的问世，是大禹信仰研究界来之不易的重要成果，实现了三个突破。有人说，信仰不需要研究，因为信仰毕竟不是科学。其实，信仰与科学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撇开这一点不论，有关信仰的传播，却是需要研究的，也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就是用科学精神、现代技术手段和理念，研究并进一步传承、发展大禹信仰文化的创新结晶。我个人觉得，《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至少在三个方面实现了结合和突破，值得学界借鉴。

　　其一，长期的深入的原创研究和现代有效引用的结合。据我所知，邱志荣先生为首的团队在大禹文化研究相关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三十多年，出版了数百万字成果。这样的成果当然是学术进步的必须。但纯学术论著不易发挥社会效益，更遑论经济效益。《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和以往的大禹信仰研究成果不同，其学术信息采用了直观的可视地图的表达方式，采用了与文化旅游客户端广泛相融的数字化传播方式，这就实现了学术研究的最大范围的社会应用。

　　其二，纯粹学者的劳动和政府相关部门中心工作的“心心相印”结合。过去，学者的研究往往囿于象牙塔，而与政府文化旅游部门的中心工作不同步、不协调，甚至两不相关。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越来越大的改变，呈现出一种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声息互通、“心心相印”的可喜景象。《中国禹迹图》等三部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得到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高度重视和全力协作，两者共同推进，是这中间的又一可喜案例。归根到底，这也是绍兴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一件基础工程。随着三部著作的广泛客户端化，绍兴作为大禹信仰文化的最重要发祥地、发展地的地位必将更为彰显，绍兴市文化旅游界必将迎来越来越多的“禹粉”。

　　其三，大禹文化核心传播地学者劳动和东亚邻邦学者劳动的结合。这次《日本禹迹图》《韩国禹迹图》，还有《东亚禹迹图》的编纂，是建立在对东亚地区大禹传说遗迹地的联合考察和深入探究基础上，凝聚了大禹文化核心传播地绍兴学者和日本、韩国学者的心血，也见证了绍兴学者和日本、韩国学者的深厚友谊，见证了绍兴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展这样的研究，对共同探索和建构东亚文化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极有价值，即对推动一般的学术研究，克服某些“视障”，也是极有启发价值的。

文字 潘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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